环境or基因：为什么中国人爱得糖尿病？
自然环境变化的太快，人体基因进化太慢
富足的生活来得太匆匆，而饥馑的记忆还留在身体里。一种慢性疾病的蔓延，是生活方式与遗传素质交互作用的结果，也是几十年社会生活的巨大变迁，给我们的身体留下的印痕。
1992年，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院教授贾雷德•戴蒙德在《自然》杂志上撰文说，“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正在改变，糖尿病将引发严重的公共健康问题”。
戴蒙德的这个预言并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——他最令人瞩目的成就还是曾获普利策奖的科普名著《枪炮、病菌与钢铁》。
如今，“戴蒙德预言”已经变成了现实——中国成为糖尿病第一大国。
现在互联网上充斥着有关糖尿病的无法分辨对错的信息，还有各种各样的糖尿病“之友”“联盟”“群”之类的网站，糖尿病成为一个社会的流行病。
“可口可乐化”的生活毁了健康的身体
常常出入高档酒店开会、吃饭的生于50、60年代的中年人由于少年时经历过吃不好甚至是吃不饱的生活，面对满桌的珍馐佳肴，一些出身于贫困普通家庭的年轻小伙，难以抵挡诱惑，一顿能吃三大碗饭。慢慢地，一年内，他们的腰围就增加10厘米甚至更多。
当全国还有很多地方尚未解决温饱问题时，远在黑龙江的大庆人却因当地盛产石油而提前进入了小康。
那时候，大庆人顿顿有肉吃，每天吃完晚饭就坐在沙发上看电视，这种令人羡慕的生活，使当地很快就出现了很多胖子。
时任中日友好医院内分泌科主任的潘孝仁就断言，用不了5年，大庆就会进入糖尿病高发期，而大庆的境况，将预示着未来20年中国人的生活图景。
潘孝仁的预见，来自于医学史上的一个经典案例。
20世纪初，南太平洋岛国瑙鲁与世隔绝，岛上人祖祖辈辈靠以农业和渔业为生，过着原始但富有活力的生活。
后来，英国人来到这里，发现岛上遍地都是珍贵的矿产：一层厚厚的石化了的鸟粪。伴随着外来殖民者的开发与磷酸盐的开采，瑙鲁一夜暴富。
西方人不仅给瑙鲁带来了财富，还带来了垃圾食品——可乐、炸鸡、汉堡包。
很快，岛上大胖子随处可见，以至于经常有肥胖的瑙鲁人乘飞机旅行时，一个人要占两个座位。
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瑙鲁成为世界上糖尿病最流行的国家——有一半人都有糖尿病。糖尿病成了当地人非意外事故死亡的主要原因，瑙鲁人也因此成为世界上寿命最短的有钱人——平均寿命只有50岁。
瑙鲁人的这种高热量饮食与缺乏运动的生活方式，被医学家们称为“可口可乐化的生活”。
生活方式的快速转化，是大庆人与瑙鲁人得糖尿病的相同原因。周明的情况也一样，只不过，他的生活被置放在一个更大的社会环境和时间跨度下。
《舌尖上的中国》：饥饿之国向饕餮大国的进程之旅
在所有的生活方式中，饮食是与糖尿病关系最密切的因素。2012年，一部名为《舌尖上的中国》的电视片火起来，正是由于它契合了中国二三十年来社会生活的急速改变，体现在它从一个吃饭需要粮票的国家膨胀为一个饕餮大国的进程。
在吃喝上的奢靡之风盛行，以至于需要官方出面发起一个“光盘行动”。
但是，一种蓄积已久的社会风尚，恐怕很难靠一道禁令就能够控制住，每一个被裹挟其中的人也难以自主。
“吃得多”、“吃得好”、“吃得精”是造成糖尿病流行罪魁祸首
1989年到2009年的20年来，在居民饮食结构上，动物性食品及脂肪的摄入量迅速增加，而谷类食物消费量不断下降。
在食品与粮食生产和供应进入全球贸易体系后，不仅各种含糖饮料、西式快餐食品、加工食品大量涌入中国，而且食用油、糖类、肉类都变得廉价可得，精米、白面广泛地取代了粗粮。
在全球化、城市化的进程中，中国人饮食结构的快速变迁，伴随着生活和工作中体力活动不断减少，体能的消耗降低，迅速形成体重增加和胰岛素抵抗在人们身体中广泛地发生。
《错位：为什么我们的身体不再适应这个世界》一书中写到：在发展中国家，“营养转变”几乎是瞬间发生的。仅仅在60或90年前，很多这样的社会中的人们仍在食用工业革命前维持生命所需要的、最小限度的农业食品，现在，这些人们接触到越来越多的西式食物。
糖尿病在这些国家蔓延开来，快速的营养转变在其中起到了主要作用。
亚健康群体：“久坐一代”的流行病
由于工作忙、熬夜多，亚健康群体很难做到像医生说的那样严格忌口、节食、锻炼，因此维持血糖稳定也遇到一些困难。以中国的医生为例，他们不仅处于富裕阶层，而且还懂得医学知识，但是即使是这样一个群体，也难以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。
“在美国，是穷人得糖尿病的多；在中国，是富人更容易得糖尿病”，李光伟分析说，但这里的“富人”要打引号。美国的有钱人注意饮食健康，流行打理家务、去健身房锻炼，把身体练得精瘦，得糖尿病的也自然少。
而经济状况较差的美国人为了省钱，吃便宜而高热量的食品，也没有钱去锻炼，所以大胖子多，得高血压、冠心病、糖尿病的也就多。
中国男医生的吸烟率为47.3%，医生平均每天吸烟10支。中国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烟草生产国和消费国，而吸烟是导致糖尿病的独立风险因素。
但在中国，虽然经济水平有很大提高，但仍未真正达到西方国家那样的富裕程度。同时，社会的文明程度也与发达国家存在差距。面对糖尿病，同样脆弱的还有在中国社会刚刚形成的中产阶层。
毕业于同济大学的赵逸航生活在中国最发达的城市上海，这位有房有车的白领的工作节奏非常紧张，全天24小时都要保证手机待命。有时候夜里12点下班，第二天早晨5点又要去公司。他曾是大学里手球队的主力，可如今工作繁忙，根本没时间运动。由于熬夜，还常常吃宵夜补充能量。毕业几年后，赵逸航从一名普通员工升为部门主管，人生正处于上升阶段，可体重也上升了40斤。
分析认为，看电视是所有静坐活动中健康风险最高的一种，原因可能是由于看电视的过程中往往很容易吃东西、喝饮料，而且电视中的食品广告可刺激观众对加工食品的消费。
近年来，中国人开始普遍地享受家庭小汽车带来的舒适和便捷，但是这不仅造成遍布全国的道路拥堵和空气污染，而且也在给人体带来不易察觉损害。据统计，一位男性在拥有小汽车以后，体重将平均增加1.8公斤，达到肥胖标准的可能性将增加一倍。
15年间，中国人在职业场合的体力活动量下降了40%，每日锻炼、骑自行车、走路时间超过30分钟的人群比例，从1997年的46%-51%下降到2006年的28%-33%。
工作环境加上交通工具的变化，令中国中产阶级和白领阶层的体力活动明显减少，一个庞大的“久坐群体”的形成，是糖尿病广泛流行、发病年龄呈现年轻化趋势的重要因素。
鉴于父亲的糖尿病由于延误治疗而落下了一身的并发症，赵逸航在自己也得了糖尿病以后，就积极行动起来。他放弃了开车，转而步行一段坐班车上班。
考虑到去健身房办卡太贵且难以坚持，他还网购了一台运动健身游戏机，以方便在家锻炼。本想住进瑞金医院做全面检查，可刚住进来没几天，他就苦着脸问医生，“我领导马上就要休假了，我周日必须回去值班啊!”
童年“节俭基因”记忆越深 老年患糖尿病风险越高
1960年代，美国遗传学家尼尔首次提出“节俭基因”学说。
他认为，人类祖先曾长期生活在食物匮乏中，生产力低下与人口过度繁殖导致饥荒频发。因此，那些具有“节俭”适应性的能力、可以最大限度地将食物转化为脂肪储存在体内的人，才能更容易生存下来。
因此，这些具有节俭基因的人，原本是自然进化的胜出者，但是在稳定富足的现代社会，却因为更容易囤积脂肪而患上糖尿病。
节俭基因可以用来解释瑙鲁的现象：
贫穷而又勤劳的岛民祖先把节俭基因一代代传给瑙鲁人，当外来的西方生活方式被带进岛上的时候，瑙鲁人身体里的这种基因一时无法适应突然降临的富足生活，而欧洲人则由于早已习惯了现代生活方式，节俭基因在他们体内已经逐步消失了，所以同样的生活环境并没有给他们带来更多的糖尿病。
早年饥荒因素的影响，或许也是中国人没有美国人那么胖，却拥有更高的糖尿病患病率的原因。过去10年，中国人确实在长胖，增长的体重几乎等同于西方人在过去30年增长的体重。
然而，中国人的体重指数(BMI)往往还没到世卫组织定义的肥胖标准，就已得了糖尿病。对此，医学界普遍认为，由于人种不同，亚洲人更倾向于腹部肥胖或内脏型肥胖，当BMI接近肥胖标准时，就已经增加与肥胖相关疾病的危险性。
糖尿病：干预为先
如今，当人类对“众病之王”癌症的战争已经取得了局部胜利的时候，却没有人敢宣称可以根治糖尿病。
目前已有的治疗方法，都只能控制病情的发展。对付糖尿病的最好办法就是——不得病。
根据一批专家调查的结果，中国成年人中有一半人已经处于糖尿病前期。
你想象一下，如果这些人未来全都转为糖尿病患者，那将会对中国的医疗体系带来多大的冲击?
对于糖尿病前期，世卫组织的诊疗指南并不推荐药物干预。唯一能够阻断他们继续演变成糖尿病的办法，就是生活方式干预。而这就需要糖尿病教育。
预防比治疗更好，教育即预防，糖尿病教育的主旨，就是要让人们回归到过去的简朴生活，吃得更少，体力活动更多。
正如《错位》一书所说：
如果人类没有尽力去与环境相匹配，作为一个物种就不会存活到今天。但是，如今我们已经改变了环境的很多方面，而且改变的速度非常快。我们的身体已不再适应我们自己建造的这个世界。我们经过去的环境进化选择而来的基因，限制了我们适应现代城市生活方式的能力。而我们患上的糖尿病、心脏病与肥胖症，都体现了这种错位。
来源：涵玉生物科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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